“鐮刀彎”玉米調整區(qū)的農民如何求變

　　今年，是種植結構調整開始后的第二個春耕。在2016年已經調減近3000萬畝非優(yōu)勢區(qū)玉米種植的基礎上，2017年將繼續(xù)調減1000萬畝左右，退出的玉米改種市場需要、效益較好的其他作物。然而對“鐮刀彎”地區(qū)的不少農民來說，半輩子都指望著種玉米賺錢，不種玉米種什么？賠錢了怎么辦？種植習慣之所以難改變，就是源于對收益風險的擔憂。經過去年一年的探索，他們做了怎樣的嘗試，結果如何，今年又將做出怎樣的選擇？這不僅對其他種植戶有借鑒價值，更為今后調結構應做好哪些方面的服務和引導提供了參考。

　　資料圖

　　“價格跌到了每斤7毛2，再等等看吧。”山西省大同縣西坪鎮(zhèn)唐家堡村村民王勇一直緊捂著11畝玉米的糧袋子，舍不得賣，盼著價格有所回升時再出手。

　　“量小了可以等，種植大戶可等不起，能賣掉就知足了。”出于600畝土地流轉費的考慮，山西省陽曲縣大盂鎮(zhèn)上原村村民楊喜桃接受了每斤玉米0.6元的收購價。

　　“市場行情會越來越不好，還是盡早出手。”同在晉北地區(qū)的山陰縣北周莊鎮(zhèn)鄭莊村種植大戶曹玉桂有著一定的市場敏感性，在秋收后很快把3000畝的玉米以每斤0.65元的價格賣掉了。

　　2016年，玉米產量過剩帶來價格持續(xù)跌落，再次讓玉米種植戶們領略了市場“嚴冬”的寒意。

　　位于“鐮刀彎”玉米結構調整區(qū)的山西農民如何度過“嚴冬”？在種植結構調整中有什么好辦法？就這些問題，記者在春耕時節(jié)奔赴晉中晉北兩個生態(tài)區(qū)采訪了相關種植戶。

　　挫折：試了3種作物還是放棄了

　　2010年，曹玉桂帶頭在村里成立了正泰農業(yè)專業(yè)合作社，入股社員223戶，入股土地**輝煌時達到4500畝，如今還有3000畝，合作社主要種植籽粒玉米。

　　“價格跌到1元以下就沒再起來，國家對價格的調控力度變得小了。”作為種植大戶的曹玉桂意識到這樣一個信號：玉米種植回歸市場，種什么、種多少不能再盲目跟風，得根據市場決策了。

　　2015年，曹玉桂開始了自己的小步伐種植結構調整。為什么叫小步伐？他解釋說：“風險太大，不允許大規(guī)模地變，只能搞個試驗田，即便虧了也不影響社員的利益。”

　　規(guī)?；N植不同于一家一戶，對市場的依賴程度更高，風險也更大。曹玉桂選擇差異化小規(guī)模調整來應對市場的變化。

　　“2015年我種了500畝的‘張雜谷3號’和‘張雜谷5號’，平均畝產500斤，秋后以每斤不到兩元的價格賣給了收購商。”他說，除了產量、價格不高外，種植谷子還很費工，機械化程度遠不如玉米。

　　試水種谷子沒有實現預期的收益，曹玉桂又試種了馬鈴薯，因為技術原因再次擱淺。開始開展“糧改飼”試點后，他沒有直接改種青貯玉米，而是選擇先了解市場需求，希望通過簽訂訂單來決定種植作物。

　　“一噸青貯玉米收購價是280元，當地的畝產在3噸左右，除去成本基本沒什么利潤。而籽粒玉米畝產量能達到1500斤，成本在500元-600元，土地流轉費要300元，按每斤0.65元的售價算，1畝地還能掙100元。對比下來，種籽粒玉米還是有利可圖的。”在與周邊的養(yǎng)殖企業(yè)和養(yǎng)殖農戶對接后，他還是放棄了改種青貯玉米的想法。

　　沒了價格優(yōu)勢，只能以規(guī)模化來獲利，成了曹玉桂試錯后的保險之舉。“但這只能勉強維持，不是長久的辦法。”他還在繼續(xù)琢磨種啥掙錢。

　　嘗試：從政策中找種植結構調整的風口

　　“一頭連著社員的土地，一頭面對不確定的市場行情，對于結構調整，種植大戶只能瞻前顧后。”小規(guī)模的嘗試也是楊喜桃規(guī)避種植風險的辦法。

　　不同的是，楊喜桃在觀察市場的同時，還在注意著政策的變化，以期在政策風向中找到合適的種植方向。

　　改種谷子就是在玉米價格下滑后根據政策作出的決定。他說，今年，國家提出要加大對糧食生產功能區(qū)和重要農產品生產保護區(qū)的政策支持，而以谷子為主的雜糧無疑是山西的特色，更是山西的優(yōu)勢。

　　春播前，山西省農業(yè)廳又出臺了種植業(yè)的工作要點，明確了要以谷子、莜麥、蕎麥、高粱、豆類為主要品種，打造農產品優(yōu)勢生產區(qū)。

　　透過這些政策，楊喜桃看到了種植結構調整的一個風口，雖然相關政策利好不會在短期內釋放，但在他看來，這是針對市場的有效應變。

　　這些天，通過山西省農科院技術專家的指導，楊喜桃在200畝的土地上播種下了“晉谷21號”，其余400畝還是照往年一樣種了玉米。

　　“比如改種用來釀酒的高粱就是一個方向，不僅需求量大，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取自山西，這說明了我們的高粱品質好、有市場。”在山西省農業(yè)廳工作人員對種植業(yè)政策的解讀下，曹玉桂也開始在500畝的旱地上換種“晉雜”系列的高粱。

　　獲益：找對路子讓農民不再糾結

　　“種了半輩子玉米，都指望著玉米掙錢，也想過改種，但不敢拿效益打賭，終究沒有下定決心。”2016年，在變與不變的糾結中，王勇還是種了11畝玉米，選擇了6畝地試種黃花菜。

　　“結果玉米都沒賣出去，黃花菜掙了3萬多元。”看著地里的黃花菜苗，王勇多了一些信心。

　　這樣的糾結也曾發(fā)生在種植大戶張順寶身上。“1畝黃花菜產量在3500斤至4000斤，去年的地頭價是每斤3元，拋去用工的費用，能掙近1萬元。”他說，這樣的收益很誘人，但高收益和高風險是并存的。種植結構的改變就是農民種植習慣的改變，習慣的背后是對風險**小化的考慮。

　　找到信心就能消除這樣的顧慮，在張順寶看來，信心源自于找對市場。“這里水澆地多，很符合黃花菜的生長特性，加上它在北邊地區(qū)的稀缺性，會有很大的市場需求。”

　　信心還源自于政府的扶持。大同縣對黃花菜種植每畝補貼500元，農民購買種苗全部補貼。還給黃花菜上了農產品險，險資由政府出200元，農民出100元，一畝地**高保額可達5000元；并從去年開始試點價格險，市場價低于每斤18元時由保險公司賠付差價。

　　在1畝黃花菜等于10畝玉米的收益、政府扶持和保險兜底的三重前提下，王勇在11畝地的種植選擇上終于不再糾結。張順寶也把玉米全都換種為黃花菜，并聯合30多戶村民，流轉了316畝地，成立了順民黃花合作社。他成了當地有名的種植大戶，合作社去年收入達到了100萬元。

　　農民的信心增加了，玉米種植面積自然就減下來了。2017年，唐家堡村的玉米播種面積將從2000畝減少到1000畝。這也為地處“鐮刀彎”區(qū)域的大同縣進行種植結構調整帶來了契機。

　　無論是找尋結構調整的辦法，還是找對種植的產業(yè)方向，可以說主動找尋市場需求、把握政策信號已成為山西的種植農戶迎接農業(yè)供給側改革、應對市場變化的理性認識。